在古代社会，为父母守孝是一项无可推卸的道德义务。子女在父母去世后，不仅要在丧礼上痛哭尽哀，还需遵守一系列严苛的生活规范。例如居于简陋的庐舍，饮食清淡，仅食粗粥，不能饮酒食荤，更不能参与宴乐或举行婚嫁之事。同时，孝子们也必须避免夫妻同房，以示哀痛与克己。这些规矩看似细微牛牛配，却被视作孝道的具体体现。然而，问题随之而来：若有人在守制期间行“周公之礼”，该如何看待呢？
在先秦时期，虽然这种事未必触犯律法，但在世人眼中仍属难以启齿的丑闻。那个年代儒家思想尚未独尊，墨家、法家等学派对“守制”并无一致认同。比如墨子就批评儒家所倡导的“守丧不嫁娶、不入内室”，认为这不利于人口繁衍，而人口在战乱频仍的诸侯争霸时代，正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。因而当时社会并未形成严格共识，是否遵守全凭个人选择。不过，华夏自古讲究礼仪，尤其士人阶层更看重行为规范。倘若在哀痛期间仍沉迷床笫之欢，无疑会被人耻笑。《左传》就记载过宋国乐子明与伯父乐大心因丧事互相指责，一个被揭发在丧期行乐击鼓，另一个则被讥讽父丧未满便有子嗣，双方最终都颜面扫地。
展开剩余67%随着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牛牛配，儒家关于守制的规范逐渐上升为国家制度和社会公认的道德标杆。士人们不仅要严守“丧期不入内室”的规定，有些人甚至将之作为谋取虚名的手段。东汉的赵宣就以极端方式在墓旁为父母守丧二十年，声名远扬。但虚伪终难掩盖，他最终被揭露在守制期间竟育有五子，不仅名声扫地，还遭官府治罪为“诳时惑众”。由此可见，社会压力与名教力量已足以将此类行为定性为大逆不道。
然而，人心欲望并不会因礼法而彻底熄灭。许多孝子在表面恪守清规的同时，暗中却偷偷破戒。可惜“纸终包不住火”，尤其当女子腹中孕育新生命时，更难掩人耳目。更为悲惨的是，为了避免丑闻，有的人竟选择溺死在守制期间出生的婴儿，甚至连母亲都遭到抛弃。由于古代医学难以精准判断孕期，一旦孩子的出生时间与守丧期相重合，父亲便可能为自保而无情舍弃亲骨肉。由此，守制的严格规定反而催生了另一种悲剧。
唐宋时期，为了进一步规范此类问题，相关律法被纳入法典。唐律明确规定：若在守制二十七个月内怀孕，则属违法。其判断方式是从孩子出生时间倒推九个月，这虽然并非科学，却至少减少了因“疑似”而丧命的婴儿。然而，两宋在执行时并不算严苛，往往采取从轻处理。比如南宋的赵眘在父丧期间被揭发生子，但最终只是被“解官行服”，远未受到严惩。这既反映出查证困难，也说明皇室乃至士族对延续子嗣的迫切，使律法难以严格贯彻。
至元明之际，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。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废止旧律，守制期间的性事重回伦理约束。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出于人口恢复的考虑，明确否定守制期“不入内室”的规定。从此，明代社会出现了两种极端：一方面，士大夫阶层仍将此视为道德底线，甚至将他人破戒当作打击政敌的手段；另一方面，普通百姓却愈加开放，有人甚至因心学思潮的鼓吹而放纵欲望，毫不掩饰。此时，为了面子与仕途，不少士人宁愿溺毙子嗣，甚至反诬妻妾不贞，悲剧屡屡发生。
到了清代，社会重新回归儒家纲常，虽然律法上未作硬性规定，但舆论压力依然强大。守制期若有子嗣，不仅被视为不孝，更会被认为是祸及国家的“不肖之子”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哪怕律令没有明文惩处，社会舆论也足以让涉事者身败名裂。由此可见，关于守制的伦常规范，几经曲折，始终在约束与人性欲望之间摇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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